古代印度文明研讨家、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专业创立者之一的金克木（1912-2000；图一，1946年7月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集论》）或许是读者最多，却最不为读者所了解的学术人物之一。我说的不了解，还不是指他的专业梵语和印度学，而是他的生平。迄今为止，咱们还没有一部用严厉的考订办法编撰的金氏列传或年谱。这是由于尽管泛泛地读过他的文章，崇拜其学识和思维的人许多，可是真实收集排比他的生平史料，编录其佚文的人却少之又少。据我所知，上海的黄德海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员。我和黄先生很早就经过电子邮件共享过金的史料，仅仅后来中断了良久。2020年10月，黄先生经过上海文艺出书社的肖海鸥女士再转经老友周运发给我金的早年文章《龙树〈迴诤论〉新译导语》的电子版，由此知道他仍在活泼搜求金的史料，效果之一便是本年出书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黄德海编撰，作家出书社，2022年6月第1版）。下面就从这部书（简称《编年录》）中截取与书本、学者和学术有关的几个片段，在黄先生作业的根底上测验再做一点深化的追述和剖析，为将来的学者编撰客观完好的金氏列传或年谱做一些衬托性的作业。
图一一、傅斯年所赠拉丁语读本1939年暑假，在湖南教学的金克木至昆明访友，见到罗常培（1899-1958）。罗又把他举荐给傅斯年（1896-1950）。一番攀谈之后，傅以一册拉丁语读本相赠。关于傅斯年和他送的这本书，金克木在《自撰火化铭》（《群言》1993年第7期）和《忘了的名人》（金克木《百年投影》，北京大学出书社，1997年10月榜首版，206-208页）等文中做过回想，后者所述更为具体：
“不明白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讨什么希腊史。”他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遽然问我：“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总共三本，十分好，能够送给你。”我急速推托，说我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东西去学另一种语文。……他接着唠嗑，不是说前史，便是说言语，总归是我国人不研讨外国言语、前史，不明白得国际，不行。过些时，他又说要送我学希腊文的德文书，竭力宣扬怎么好，又被我回绝。我说正在读吉本的罗马史。他说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规范。他说到拉丁文，仍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喋喋不休，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话。我钻空子把他说过的两句英文合在一同复述，意思是说，要清查原始，直读原文，又要坚持和其时文献的触摸。他点点头，叭嗒两下无烟的烟斗，或许还在想法子把那部书塞给我。
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先生站起来给我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我乍见这位掌管安阳甲骨文献开掘的考古学家，发现和我只隔着一层白布，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上上下下审察我，也不问我是什么人。我想，难怪傅先生说话那么低声，本来是怕打乱了布幔那儿的大学者。说话太久，他出来干与了。傅回屋来，向桌上放一本书，说：“送你这一本吧。”李一看，马上笑了，说：“这是二年级念的。”我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便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我试着仓促学了后边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爱好越大。真是美妙的言语，独特的书。那么长的“直接引语”，倒置紊乱而又天然的语句，把自己作为他人客观叙说，冷若冰霜。似乎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役陈述：“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成功了。”全国际都直引原文，真是译不出来。（《编年录》93-94页）
金克木“读时每告一段落”，“便写信给傅，证明没有白白得到他的赠书，并收到复信”（《忘了的名人》）。不过，金文没有说到这本拉丁语读本的书名和编者，这就值得再多说几句。像这类附有文法、注解和词汇的《高卢战纪》原文的读本，英语里有不少。我见过的就有William Rainey Harper（1856-1906）和Isaac Bronson Burgess（1858-1933）编的An Inductive Latin Primer（New York, Cincinnati, Chicago: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91），Walter Balfour Gunnison（1852-1916）和Walter Scott Harley（1867-卒年待考）编的The First Year of Latin Based on Caesar’s War with the Helvetii（New York, Boston, Chicago: Silver, Burdett and Company, 1902），Arthur Tappan Walker（1867-1948）编的Caesar’s Gallic War: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Appendix（Chicago, New York: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07），Archibald Livingston Hodges（生卒年待考）编的Caesar: The Gallic War. Books I-VII（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等等。傅送给金的正是上述诸书里Walker编的那本（图二；我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周运摄。依据书后的借书卡，此书早年曾被顾华[或许便是中德学会的顾华]和蓝铁年[应即蓝公武之子]借阅过，我在1998年12月9日也曾借出过）。何以见得？金曾据《高卢战纪》第六卷译出《高卢日耳曼习俗记》，初刊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48年4月；《编年录》页147误将此文的宣布系于1947年），其译跋文则作于1940年5月1日，其时他没有至重庆（约在1940年7、8月）处理赴印度的护照。记中说到：“右译文据该撒《高卢战纪》A. T. Walket注拉丁本来。聊作操练，非敢问世，疏谬之处，鹄候明教。”（《编年录》98-99页）金其时流浪西南六合之间，身边所携之书不会太多，此“该撒《高卢战纪》A. T. Walket注拉丁本来”必为前年暑假傅斯年所赠者无疑。A. T. Walket正是Arthur Tappan Walker的缩写，仅仅将Walker误印成Walket。这一拼写错误在《文学杂志》的首刊版上并未呈现，到译文收进《金克木集》（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5月第1版）第八卷时却有了（但该卷卷首的“本卷阐明”中却不误，仅仅把该期《文学杂志》发行时刻的4月误作5月），也被《编年录》沿用下来。“文革”初期，这部拉丁语读本没有像其他书相同被烧掉（《骰子掷下了》，《编年录》185-186页），它的结局是 “在我和书本‘彻底分裂’时送给了一位女学生。到我和书本康复联络时她又还了我。现在这本书还在书架上使我忘不了送书的傅先生”（《忘了的名人》），Walker的这部书或许还在金家人手里。
图二二、“达夫不达”周达夫1941年6月，金克木从昆明动身，由滇缅公路至缅甸，再从缅甸到印度加尔各答，经友人周达夫（亦作达甫、达辅，1914-1989）介绍，在当地华文报纸《印度日报》当起修正。与金相同，周也是现代中印学术沟通史上的重要人物。仅仅两人后来的命运彻底不同，金成为文明名人，周则命途崎岖（舵儿：《自杀研讨》，《北京文学》1999年第2期，1999年2月10日；后收入《今日思潮——〈北京文学〉漫笔写实精品》，吉林文史出书社，2000年1月第1版，253-272页），“达夫不达”（这是其后人所写回想文章的标题），除了中印言语学的专门研讨者之外，现在知道他的现已没有多少人了。
现存金文中最早说到周的当地，是在回想言语学者何容（1903-1990）的时分：“我看到他[何容]时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内的我国大词[辞]典编纂处。他在黎锦熙、钱玄同（疑古玄同）两位教授手下当一名作业人员。我是去找只要二十岁的国际语者周达甫的。”（《何容教授》，原题《思念何容教授》，刊于1990年10月20日《战役报》）黄德海先生依据周生于1914年遂将此事系于1934年（《编年录》59-60页）。金在我国大辞典编纂处见到何，满是由于访周，可见周其时应该也在编纂处寓居或作业。这一推论还有个旁证。孔夫子旧书网（简称孔网）曾上拍一张周于1935年10月24日宣布的明信片（www.kongfz.cn/37846208；2022年11月2日读取），地址写的是“北平中海辞典处”，可见他其时的确是在北京中南海（北平中海）的我国大辞典编纂处（辞典处）服务。从金以“国际语者”称号周来看，两人相识或许是由于学习国际语。《我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四川文艺出书社，1985年3月第1版）“劳荣[1911-1989]”条说到他“1932年与瞿白音[1910-1979]、周达甫等组织南京国际语学会”（326页），这个“周达甫”应该便是其时还没有北上的周。关于周与金相识之前的阅历，拟另作一文考述。
周于1939年赴印留学，先是在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于孟加拉寂乡（Santiniketan）所办国际大学（Visva-Bharati）的我国学院读梵语。他宣布的《印度出土之中文碑》（《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18期，1940年12月1日），末署“二十九年八月寄 T. F. Chou, Santiniketan, Bengal, India”，可见其于1940年8月仍在国际大学读书。此前的1940年3月，当徐悲鸿（1895-1953）在加尔各答办画展时，周达夫也和他在一同，其时还请印度博物馆（Indian Museum）拓印过其所藏菩提伽耶出土的中文碑，惋惜拓片在托人带回国（或许是要带给冯承钧[1887-1946]）时丢掉了（周达夫：《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前史研讨》1957年第6期，1957年6月）。因担任国际大学研讨院院长（也是榜首任研讨院院长）的教师Mahamahopaddhyaya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Shastri（1878-1959）转至加尔各答大学研讨院任梵文系（梵文部）主任，所以周也来到加城。金克木依据Vidhushekhara将其姓名音译为“维杜”，吴晓铃（1914-1995）则据该词意译为“月顶”（《吊唁印度梵学大师月顶白叟》，《现代梵学》1959年9月号）。据吴晓铃说，月顶是他到印度（1942年8月底）后知道的榜首位印度学者，并且正是出于周达夫的介绍。张忞煜在“我国社会科学词条库”所写周达夫词条说“（周）后随V. B. 夏斯特里教授到加尔各答大学研讨院”，“V. B. 夏斯特里”便是月顶，但“夏斯特里”（Shastri）并非月顶的姓名，而是他的荣誉头衔“论师”。所以，周达夫等人也将其译为“维杜论师”或“维杜舍卡论师”（见后文）。月顶曾据汉藏译著将龙树《大乘二十颂》、提婆（圣天）《四百论》等书复原成梵语（图三，图四为月顶于1931年4月出书的《四百论》后九品的梵语复原，我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讨所藏本）。
图三
图四周一边在加大持续读书，一边在《印度日报》作业。吴晓铃在《印度的汉学研讨》（《现代常识（北平）》第2卷第2、3期合刊，1947年12月1日）中还说到过周在转学加大后承当的教学作业：“月顶白叟辞掉国际大学的研讨院院长职务之后，便被加尔各答大学的文科研讨所聘做梵文部主任。他在亲任的不久，就在课程表里增添了中文的科目，由周达夫主授。周达夫还编了一个中文讲义，用的资料八成取诸汉译佛经，为了印度人读中文便利，也算煞费苦心。”《印度日报》办有副刊多种，周为其间《中印研讨》副刊的担任人之一。1943年2月15日《大公报》重庆版第2版“印度杂缀”栏说到：“华裔仅有读物《印度日报》之副刊……有国际大校园友周达夫等办《中印研讨》，多载关于梵学研讨之研讨作品……”金用笔名“辛竹”写的留念欧阳竟无（1871-1943）的文章（此文未见）也是刊于这个副刊（《编年录》111页，脚注1）。金一到加城，周也把他介绍到《印度日报》当修正，两人又一同租住一室。周写“梵竺庐”三字贴于屋内（金的论文集《梵竺庐集》便是得名于此），并拉金一同攻究梵典，但金其时因读傅斯年所赠拉丁语读本等书而醉心于“从罗马帝国上溯希腊清查欧洲人文明的老根”，尚无学习梵语的志愿和决计（《梵竺缘由——〈梵竺庐集〉自序》，《编年录》101-102页）。金还说到，周其时正与一个西藏人对照汉藏译著帮忙月顶校勘梵本《瑜伽师地论》。吴晓铃在上引吊唁月顶文中乃至说，金克木也曾参加此事。假如此事为真，那恐怕也是远在金克木学会梵语之后了。直到1943年头，金克木才因吴晓铃的偶尔一语开端学习梵语：
本年头，在国际大学执教的吴晓铃兄偶尔告诉我他早年开端学梵文的美国讲义，我接着便在加尔各答的帝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便一面抄一面读，竟然把不敢测验的这声称最烦难的文字的心思打破……在半年之间，在与古书学识彻底无缘的作业空闲，靠了师觉月博士（Dr. Prabodh Chandra Bagchi）不时解说疑问，竟然我把这本“梵文开端”自修完了。接着应该读“梵文读本”，可是又是美国讲义，在印度，尤其是战时，又只要到图书馆去抄。幸而周达夫兄远在浦那给我借了一本寄来，才使我的学印度古文的测验没有像学文言相同的一步就完。（泰戈尔《我的幼年》译跋文，《编年录》111页；此记于1943年11月27日夜作于鹿野苑）
吴晓铃“早年开端学梵文的美国讲义”《梵文开端》，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梵语教授佩里（Edward Delavan Perry, 1854-1938）编写的A Sanskrit Primer，也便是吴在《我的榜首位梵文教师——李华德博士》（吴晓铃《话说那年》，我国友谊出书公司，1998年2月第1版，91-94页；《吴晓铃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书社，2006年1月第1版，68-69页）里说到随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学梵语时运用的“美国人帕利编的《梵文初阶》”。在自学佩里教材的过程中，金还得到了师觉月（1898-1956）的协助。佩里在梵语教研方面的继承人是约克逊（Abraham Valentine Williams Jackson, 1862-1937），许地山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曾跟约克逊“学梵文及伊兰[伊朗]文学”（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燕京学报》第3期，1928年6月）。
《梵文读本》指的是哈佛大学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1941；陈寅恪[1890-1969]、汤用彤[1893-1964]等人的梵语教师）编写的A Sanskrit Reader。金克木在《读〈我国古代文学英华〉》（《读书》1984年第12期）里提过一笔《梵文读本》：“美国人的一本《梵文读本》，本文外还有词汇和注解单行，注中指出参考书、文和争辩问题。”《梵文读本》是于1884年先出书榜首部分的本文（text）和第二部分的词汇（vocabulary），再于1888年出书第三部分的注解（notes），后来才将三个部分合为一册。金克木其时看的有或许是本文、词汇和注解分隔单行的前期版别。
大约在1943年中期，周脱离加尔各答“去孟买大学准备戴博士高冠了”（《梵竺缘由——〈梵竺庐集〉自序》，《编年录》112页）。周写的《印度古植物学威望沙赫尼教授》（《读书通讯》第74期，1943年9月16日），尾署“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于孟买”，可证其于1943年6月现已人在孟买，所以才会有从浦那（Poona，孟买邻近的前史文明名城）给金借了《梵文读本》寄来一事。金大约也在同一时期辞去《印度日报》的作业来到鹿野苑（《编年录》112页）。从上引《我的幼年》译跋文的写作时刻，能够确认金于1943年11月底已至鹿野苑。1943年11月11日，白慧法师（即我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讨所已故研讨员巫白慧，1919-2014）到会鹿野苑摩诃菩提会底子香寺第十二周年留念会并用汉语和英语致辞。在他1944年2月致太虚法师书（《南海寄归传新页之七》，《海潮音》第25卷第11、12期合刊，1944年12月1日）中说到，他到会此次会议的音讯由“《印度日报》总修正金克木先生（适乞假住鹿苑中华寺读梵文）”于会后宣布。金在《印度日报》所发之音讯转载于《海潮音》第25卷第7、8期合刊（1944年8月1日）的《南海寄归传新页之六》，白慧讲话的汉译转载于《海潮音》第25卷第4期（1944年4月1日）的《南海寄归传新页之四》。白慧此信后来又与其他信一同题为《白慧法师来书》重复刊于《海潮音》第27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由此事可知，金到鹿野苑后还在替《印度日报》组稿和发稿。
另据吴晓铃《佛陀成道日在鹿野苑——新南海寄归内法传之八》（《人间解》第6期，1947年12月15日）记载，他在1943年12月29日至1944年1月3日因参加第十二届全印东方学大会（All India Oriental Conference）经鹿野苑时（比上一段讲的白慧的活动晚一个多月），见到过“大虚大师的首座弟子法舫上人[1904-1951]，法舫上人的仆人白慧法师，住在狮子国底子香寺从乔赏弥[憍赏弥]老居士学法的金克木兄，陪着李方桂[1902-1987]先生随喜的周达夫兄，还有中印度的寂比丘[即下文还要说到的乞寂法师，Shanti Bhikshu Shastri, 1912-1991]”，可见周与金分别后不久又曾在鹿野苑聚首。
周的后人说，李方桂和黄侃（1886-1935）、钱玄同（1887-1939）、赵元任（1892-1982）、罗常培等人都算是周的教师或准教师（舵儿《自杀研讨》）。李周之间还有件事值得说说。据李夫人徐樱（1910-1993）回想，李在改开初期初次回大陆拜访之前，曾得“七十多岁[其实不到七十]的周达甫，方桂的门人，向他陈述些言语学界的动态”。1978年9月，李在北京见到了周等分别了几十年的师友（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4月第1版，103、107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月增订第1版，121、126页）。我在孔网见过有人卖一个1979年的信封，收信人是我国社会科学院言语研讨所的杨耐思（1927-2019），寄信人署“周迟复”（网址：https://book.kongfz.com/217689/1409904135/； 2022年11月2日读取）。卖家以为“迟复”的周某是社科院言语所的周定一（1913-2013），其实信封上的字是周达夫的。周达夫在信封反面还写有几行字，与李方桂有关：“务请问好吕、石两所长。关于桥本万太郎、触及F. K. Li，有要事面商，由台拉到日！此信请面递一阅。”“吕、石两所长”指其时的言语所所长吕叔湘（1904-1998）和副所长兼党委书记石明远（1914-2005），桥本万太郎（1932-1987）是日本言语学家，“F. K. Li”即李方桂的英语缩写。
1945年，周达夫在孟买大学以“Three Buddhist Hymns Restored into Sanskrit from 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of the Tenth Century A.D.”（《十世纪汉译梵赞复原三种》）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郭克雷（Vasudeva Vishwanath Gokhale, 1900-1991），也得到了柏乐天（Prahlad Pradhan，1910-1982）的协助。此文将三种北宋时期用汉字音译的梵语称颂《释迦牟尼佛成道在菩提树降魔赞》（失译人名）《曼殊室利菩萨吉利伽陀》（法贤译）《圣多罗菩萨梵赞》（施护译）复原成梵语，是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和榊亮三郎（1872-1946）等人有关研讨的一个持续。
论文的首要部分（标题删去“of the Tenth Century A.D.”）刊于师觉月在加尔各答编刊的《中印研讨》（Sino-Indian Studies）季刊榜首卷第二分册（Vol.I, Part 2, January, 1945）85-98页（图五，图六）。为了协作周文的阅览，师觉月还将烈维复原《八大灵塔梵赞》和《三身梵赞》的两篇旧文节译为英语在同册注销。同册还有周达夫与师觉月合写的《菩提伽耶出土之汉文碑新考》（“New Lights on the Chinese Inscriptions of Bodhgayā”，图七），内容不出上引《印度出土之中文碑》和《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二文之规模。1945年2月24日《大公报》重庆版第2版“加城小简”一栏还报导过此期的出书：“我国印刷公司刊行之《中印研讨季刊》第二期，已于一月间出书。”季羡林（1911-2009）在简介这份期刊前六分册的《中印研讨》一文（1947年7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第6版“图书周刊”第22期，1947年7月9日《大公报》上海版第9版“图书周刊”第22期）中也说到周的论文。《国际大学生王白慧来书》（《海潮音》第26卷第4期，1945年4月1日）中说：“又周达夫先生上一年写论文《梵讀[讃]三种》得孟买大学博士学位今亦回我国学院参加新的研讨方案，渠现助我将《楞严咒》还厚[原]（将汉返梵）。”“王[sic]白慧”即白慧法师，他这封信供给了周在拿到博士学位后重返国际大学我国学院作业的信息。
图五
图六
图七此文后来经修订翻译后题《梵赞复原三种》刊于《言语研讨》1958年第3期（1958年6月）。我藏有《梵赞复原三种》的签赠抽印本两册，一册是1958年7月18日签赠童玮（1917-1993）的（图八；上引张忞煜词条所附此文书影便是来自我买的这个簿本），另一册是1958年9月2日签赠张清常（1915-1998）的（图九）。后者的题赠写在一张纸上，再粘到论文的右上角，纸下模糊有字，揭开纸的一角，并透过强光检查，字是“默它兄 正 作者 1958.7.19.”。看来在题赠张清常之前，这个抽印本本来是题赠给另一个人的，惋惜不知道这位“默它”是谁（或许我认的字不对）。
图八
图九我手里的《中印研讨》有两种版别，一种封面为黄色，纸张黄而脆（图十，图十一，封面和目录页盖有“国立东方语文专科校园图书馆”的方形和椭圆形印章，目录页有戳记“中华民国卅七年一月五号 收到”；并参看图五，图六），另一种封面为水色，用纸白而韧（图十二，图十三，目录页有中英文戳记“我国印刷公司赠阅With Compliments of CHINA PRESS.”；并参看下文图十四，图十五），但都是由加尔各答我国印刷公司（China Press Limited）印刷和出书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尔各答我国印刷公司的地址是P.27, Prinsep Street, Calcutta，与《竺可桢日记》1946年部分（《竺可桢全集》第十卷，上海科技教育出书社，2006年12月第1版）所附通讯录中收的（298页）周达夫的通讯地址（Dr. Ta Fu Chow, P27 Prinsep St., Calcutta）彻底一致。吴晓铃在其译注的师觉月《〈中印千年史〉序》（《现代常识（北平）》第1卷第3期，1947年6月1日）的译者跋文（1947年5月8日夜作于北平）中说到我国印刷公司的司理翟肖佛于1946年8月在加尔各答去世，死后留下妻子和四个孩子等事。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周的导师郭克雷便是金在《天竺旧事》（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第1版）第八章《“汉学”三博士》中说到的戈克雷（《编年录》119页），别的两位博士是师觉月和下文会说到的巴帕特。“郭克雷”是周达夫的译法，有时他也翻成郭克烈。郭从前留学德国波恩和海德堡，在图奇（Giuseppe Tucci, 1894-1984）的主张下，挑选海德堡的释教学者瓦雷泽（Max Walleser, 1874-1954）为导师攻读博士学位，最终于1930年以研讨和翻译郁楞伽（Ullaṅgha）《大乘缘生论》汉译著的论文（Pratītyasamutpādaśāstra des Ullaṅgha, kritisch behandelt und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Bonn: Scheur, 1930）获得博士学位。瓦雷泽主编过一套“梵学资料丛刊”（Materialien zur Kunde des Buddhismus），除了他自己的多种作品外，还收有像图奇英译的《因明正理门论》以及奥伯米勒（Eugène Obermiller, 1901-1935）英译的《布顿释教史》这样的重要作品。郭克雷依据汉译著和藏译著翻译注释并复原为梵语的《百字论》（Akṣara-çatakam, The Hundred Letters; A Madhyamaka Text by Āryadeva, Heidelberg: In Kommission bei O. Harrassowitz, 1930）也收于这一丛书。瓦雷泽去世后，郭还在《潘达开东方研讨所年刊》（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1954, Vol.35, No.1/4）上写过一篇讣闻。这么一算，周仍是瓦的再传弟子。另据吴晓铃在《印度的汉学研讨》中说，郭的汉语是跟一个叫费勒（W. Feller）的人学的，除周达夫的《梵赞复原三种》之外，郭还辅导法周（即巴宙[W. Pachow]，1918-卒年不详）以《大涅槃经研讨》于1948年获得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向达（1900-1966）于1943年侨居敦煌访沙州旧城时，在岷州坊庙中发现一个残缺的经幢，幢的一面除数行汉文外还刻有十一行古印度字体的文字。由于他不能分辩此古印度字体为婆罗谜文仍是佉卢文，更看不明白其内容，所以就将这一部分的拓片寄给了与他有通讯联络的周达夫，周又将相片转给郭克雷（时在1943年夏）。经过释读，郭确认其内容为讲缘生的佛典，字体为婆罗谜文，时代约在公元五世纪后半。郭将其研讨效果题“A Brāhmī Stone Inscription from Tunhuang”宣布在《中印研讨》榜首卷榜首分册（Vol.I, Part I, October, 1944；1944年5月26日和1944年8月20日《大公报》重庆版第2版“加城小简”栏，以及1944年6月8日《大公报》桂林版第4版同栏都说到此刊的准备出书）18-22页（图十四，图十五），文中还引证了金克木对经幢汉文部分的解说。上引季羡林介绍《中印研讨》的文章没有列出郭克雷的这篇文章。郭文后因由景行（其人待考）译出（注释部分略有删省），题戈哈理著《敦煌所出婆罗谜字石刻（拓本）之研讨》，刊于《现代梵学》1963年第1期（1963年2月25日，13-15页）。同期注销的还有向达（署名“觉明居士”）写的《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缘由经经幢残石》（8-12页）。金克木在《由石刻引起的情谊——留念向达先生》（《群言》1987年第8期）中讲过这件事，但误将字体的时代说成十一、十二世纪。
宋希於告诉我，周达夫在《光明日报》第2701期（1956年12月9日）第4版宣布过一篇《回想浦那——让同行们碰头——》，里边谈到他留印时的许多旧事。由于此文极其重要，看过的人或许不多，我就把全文抄在下面：
忆浦那
——让同行们碰头——
北京大学教授 周达甫
12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浦那当地说：我国期望更多的印度学者到我国大学去讲学。他说，我国还期望派更多的学生到印度，特别是到浦那大学来留学。（新华社2日电）
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当地呢？
印度由于气候热，好些省都有一个夏日的省会，例如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省的省会，夏日省会是大吉岭；孟买省的省会是孟买市，浦那则是夏日省会。它间隔孟买市约有半响的火车旅程。夏日省会都是气候比较凉快的当地。
孟买省（即邦）首要地有说两种话的人：说古加拉底话的中心是阿麦达巴德，也像孟买市相同，是一个纺织业的中心，甘地便是说古加拉底话的；说马拉梯话的中心便是浦那。说马拉梯话的人，以发生前史上的武士和音乐艺术家而出名，他们反抗殖民主义侵略者最久。
印度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大学统辖一些学院，散布在这个大学区域内的各当地。浦那本来归于孟买大学的区域，现在有一个浦那大学，前次到我国来拜访的印中友爱协会代表团团长巴帕特博士便是这个大学的古代印度文明系主任。
浦那是一个肄业的好当地。在天然科学方面，那里是印度的气象观测中心，还有一个适当重要的农学院，如周总理所观赏过的印度中心水利及动力研讨所等等，是最近几年新建的。在人文科学方面，特别是梵文，或许能够说，全印度有三个中心：一个是中部的贝拿勒斯（波罗奈城），一个是南部的马德拉斯，一个是西部的浦那。浦那的梵学旧传统的要点地点，有一点像我国“经学”中的“礼”，在语法（“记论”）等等方面也很好，最近传闻老学者有些雕零了。重要的新式学术组织有潘达开东方研讨所，是留念曩昔一位大学者潘达开的，这个研讨所最首要的作业能够说是校订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呵婆罗多”，原因由言语学家苏克坦加掌管，他不幸早已去世了。这个研讨所也保藏了一些梵文写本，担任、保管的郭得教授是一位“名物”专家，有一点像我国清代程瑶田的学风，假如他能到我国来逛逛，我信任相互都有优点，例如他与咱们的水稻专家丁颖老教授就能够谈论一下中印两边文献中的稻子了。这个研讨一切一些藏书，与各国沟通的联络适当好，现在有日本学者在那里研讨。
浦那的德干学院研讨所原有梵学的传统，现在能够说是印度新起的一个言语学中心。所长葛德类博士能够说现已树立起一个学派来了。他很着重编制一个词一个词的索引（Index Verborum），假如中印两边协作，编制佛典的这种索引，由他们担任梵文、巴利文本来而咱们担任汉文、藏文译著的索引，能够事半功倍，这样就能够为中印协作的言语学研讨打下一个健壮的根底。这个作业应该以苏联科学院出书的“释教丛书”中的“正理滴论”的梵、藏及藏、梵索引为典范，“一个助词也不疏忽”（见序文），假如由中、印、苏三国协作，当然是更好了。关于这种作业，咱们的定见是挨近的（例如前“翻释通报”第2卷第5期，季羡林教授“关于编修我国翻译史的一点定见”）；在人力方面，咱们也现已具有了一些条件，例如张建木同志与印度柏乐天教授（梵语语法学家）就从前协作过，获得一些阅历（见“翻译通报”及“现代梵学”）。
德干学院研讨所早已有印欧和达罗毗荼言语学部分，葛德类博士久已有意于树立汉藏言语学部分；1943-45年我在浦那的时分，并不归于这个研讨所，那是在战时，他也不吝重价，为我买参考书，我临走的时分也留赠了几本书，其时咱们所能做到的就只要这样了！果阿是葛德类博士的老家，咱们怜惜果阿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更感到思念他，期望他来讲学，“和他的我国同行们碰头”（周总理在孟买说的话，见新华社3日电）。
浦那的福格森学院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前驱、甘地的长辈狄拉克所兴办的；这个学院也有梵学的传统，例如常用的阿卜逮所编梵文辞典便是那里的产品。印度现在的汉藏文学者之一郭克雷博士是这个学院的教授。他校订西藏所传的梵本“中观心论”，还没有完结；西藏还保存了许多梵本，期望他能够到我国来，和咱们比较长时刻地协作！这个学院的梵文主任教授巴兰基倍博士现已年迈退休，传闻有或许到北京来，他研讨印度音乐史，关于我国音乐史的研讨作业极有协助，这个音讯想必是咱们所乐闻的！
1942年，印度的“八月运动”期间，我从孟买到浦那，火车的窗门是紧锁的，由于大众在向其时的英政府所运营的铁路扔石头。殖民主义者的坦克把炮口正对着校园的大门，师生们收支是无视它的。那时是甘地先生最终一次入狱，他在浦那的阿伽汗宫，我和导师郭克雷博士迟早漫步，从校内的小山上能够望见那里。第二次国际大战期间，印度的房子和粮食都有困难，我就住在导师家里，和他一同吃过杂粮。我的三十岁生辰是和他在一同度过的。他就像我的伯叔或长兄，他的子侄与我如兄弟姊妹；他的弟弟是医师，曾为我看病。我差不多是一个生而不知有母的人，临走的时分，师母手织毛背心相赠，穿在我这个孤儿和游子身上，把这种温暖带回到久违的祖国来了！我曾寄赠一张相片，导师回信说，他把它贴在家庭相册上。……
文明沟通的广泛，同深化相同重要。咱们往后应该在广泛的根底上力求深化。周总理所说的“和同行们碰头”，对咱们国内来说，能够作为一个政策性的指示。例如吕澂先生在他的本行是有国际威望的，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梵文系前主任维杜舍卡论师校订西藏所传的梵本“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他们两位早便是相互知道的。又如向达教授从前在敦煌郊外发现梵文经幢，郭克雷教授为之考释宣布，他以为是印度婆罗迷字体的仅有石刻。几年以来，这些同行们还没有见过面，往后或来或往，应该要很好地作些组织了。
我再对文中说到的人物、组织、言语和书本的原名做些注释，以便于阅览：
古加拉底话——Gujarati
阿麦达巴德——Ahmedabad
马拉梯话——Marathi
巴帕特——Purushottam Vishvanath Bapat（1894-1991）
潘达开东方研讨所——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潘达开——Ramkrishna Gopal Bhandarkar（1837-1925）
苏克坦加——Vishnu Sitaram Sukthankar（1887-1943）
郭得——Parashuram Krishna Gode（1891-1961）
德干学院研讨所——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葛德类——Sumitra Mangesh Katre（1906-1998）
释教丛书——Bibliotheca Buddhica
福格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
狄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
阿卜逮所编梵文辞典——Vāman Shivarām Āpte（1858-1892）的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中观心论——Madhyamakahṛdaya
巴兰基倍——Vasudev Gopal Paranjpe（1887-1976）
维杜舍卡论师——Mahamahopaddhyaya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Shastri
三、“仅二冬用之读书”
据金在《我的幼年》译跋文中说，他曾得到在国际大学研讨中文的乞寂法师和国际大学印地语学院院长二吠陀（Hazari Prasad Dwivedi, 1907-1979）先生的点拨，决计去印度教圣地波罗奈城学梵语（《编年录》112页），但最终却去了波罗奈城周围的释教圣地鹿野苑，并在那里结识憍赏弥（Dharmananda Damodar Kosambi，1876-1947；金也称他为“法喜居士”，“法喜”即Dharmananda的意译），随他持续读梵语（《波你尼经》《罗怙世系》等），并学习巴利语（《清净道论》等）。除憍赏弥之外，金还听迦叶波法师（Jagdish Kashyap, 1908-1976；《天竺旧事》第七章的现代“三大士”之一）等讲过梵语《奥义书》等。
金在《殉名记》里讲过一个故事：“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就曾要求一位印度籍教授将作品署他的姓名以便出书。那位印度教授连标明协作一同署名都不愿赞同，拂袖而去。为了书名上著者姓名定不下来，现已排校结束的学术作品不能付印。美国教授和印度教授先后故去，这书也不知下文了。”印度教授和美国教授说的便是憍赏弥和《梵语读本》的编者兰曼，那部无法出书的作品便是罗马字本的巴利语《清净道论》。有关兰曼和憍赏弥不好一事，金克木在不同的文章里或明或暗地讲过屡次。最早的一次见于《光明日报》第1061期（1952年5月25日）上的《回想印度鹿野苑和憍赏弥白叟》（宋希於供给），其间说到：
他[憍赏弥]说：“有色人种不是人，这便是规范美国思维。能校出英文字母‘O’字是不是排印倒了头，这便是美国的名教授。”他在哈佛大学辛苦校印的佛典“清净道论”，只带回了最终的校样，而书在美国却至今不能出书。他在印度重印这书，哈佛大学就要和他打官司，指控他侵略版权。他天然决不再去美国。假使再去，美国国务院大约也不会给他签证入境的。
“美帝分子”兰曼和“平和白叟”憍赏弥之间的不好，恐怕不像金克木这篇宣布在“抗美援朝专刊”上的文章说得这么简略，值得专门研讨。“能校出英文字母‘O’字是不是排印倒了头”这种仔细的精力，恰恰是以憍赏弥为代表的印度学者应该向美国教授们好好学习的当地。
金何时脱离鹿野苑？下一站又去了哪儿？他自己没有清晰说过。咱们从金1945年2月19日致于道泉（1901-1992）的信（拜见陈明撰《藏学家于道泉与王森入聘北京大学始末》，《中心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48卷[总第259期]）中能够推知大约。此信发自鹿野苑，阐明金其时还未脱离，不过他在信中说到方案住至3月间。金信还留下一个尔后在加尔各答的收信地址“Mr. Kin Kemo, c/o Mr. Kuo Shih-I, P-24, Mission Row Extension, Culcatta, India”，可见其下一站是加尔各答。从金于1945年6月在加尔各答译注结束《吠檀多精华》（见下文）一事来看，他已于当年6月回来加城，所以他脱离鹿野苑的时刻大约在3月到6月之间。金在1945年6月12日还给沈从文（1902-1988）写过一封信（2001年5月24日《光明日报》，据宋希於供给的原报电子版），与致于信相同，致沈信也留下相同的收信地址，也是托郭史翼（Kuo Shih-I）转交，应该也是发自加尔各答。
金在致沈信中说：“来印前二年忙于与学识无关之‘新闻’，后二年内又仅二冬用之读书，实则仅有一冬真实从师攻国际最难之巴你尼文典……。”（《编年录》128-129页）来印后的“前二年”约指1941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首要在加城编《印度日报》。“后二年”约指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首要在鹿野苑随憍赏弥等人读梵语和巴利语。论读书的肯定时刻，这“后二年”还要打上“二冬”的扣头，乃至还说“实则仅有一冬真实从师攻国际最难之巴你尼文典”（“巴你尼文典”即《波你尼经》），可见在1945年6月之前金真实用于学习梵语和巴利语的时刻并不算长，从1943年头开端自学梵语算起，前后加起来顶多两年半罢了。再加上憍赏弥等人的授课并未采纳现代教育的形式，我很置疑关于初学者金克木来说或许会影响到他的学习质量。所以他在致沈信中说的“如是而望其有成，不亦难乎”，我觉得并不是自谦之语。
金在致沈信中还说到：“本准备三冬读书，秋间去浦那专读首要经典（婆罗门教）……”（《编年录》130页）结合《龙树〈迴诤论〉新译导语》（见下文）于1945年11月完稿于浦那来看，金大约是在1945年夏秋之际去的浦那。在浦那期间，除了随郭克雷解说谈论罗睺罗（Rāhula Sāṅkrityāyana, 1893-1963；《天竺旧事》中的现代“三大士”之一）在西藏发现的《迴诤论》梵本（吴晓铃在《印度的汉学研讨》中说“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在印度的时分曾和他协作过半年，校订《迴诤论》的梵文和汉译”）之外，金首要是在潘达开（金有时也译作潘达迦）东方研讨所协助郭校订罗睺罗在西藏拍照的无著《阿毗达磨集论》梵语贝叶残卷：“不过三个月，他便将残卷校本和校勘记写出论文寄美国宣布了。序中说到我……”（《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编年录》132页）《汉学“三博士”》也说到梵语《集论》“校本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宣布”（《天竺旧事》66页）。
郭寄到美国的论文应指《一部稀有的无著〈阿毗达磨集论〉写本》（“A Rare Manuscript of Asamga’s Abhidharmasamuccaya”），宣布于《哈佛亚洲研讨学报》1948年6月第11卷第1号第2号合刊本（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1, No.1/2[Jun., 1948], pp.207-213）。不过这篇文章只包括金克木说的《集论》梵本的“校勘记”，并不包括“校本”，并且文中并没有说到金克木。其实《集论》梵本残卷的郭氏“校本”并没有在美国的刊物上宣布，而是刊布在印度本乡的杂志上，这便是宣布在《王立亚洲学会孟买分会学报》新系列（New Series，简称N.S.）1947年第23卷（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Vol.23, 1947, pp.13-38）上的《无著〈阿毗达磨集论〉梵本残叶》（“Fragments from the Abhidharmasamuccaya of Asaṃga”；图十六，周运所摄我国国家图书馆藏抽印本）。在这篇文章的序中，郭清晰说到了金：“这些残叶开始是在1945年到1946年冬钞出的，在汉文资料上幸得经常讨教我的朋友金克木教授，他其时正住在浦那进修梵文哲学文献。”（These fragments were first copied out in the winter of 1945-46, when I had the pleasure of having frequent consultations on the Chinese sources with my friend Pro. Kin Kemo, who was then living in Poona for deepening his knowledge of Saṃskṛta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图十七，周运摄）校勘记宣布在美国，没有说到金，校本宣布于印度，说到了金，可见是金把这两篇文章给搞混了。假如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论》的那张相片（本文榜首张配图）的时刻（1946年7月）可信，阐明金从浦那回来加城后还在持续《集论》的校订作业。在郭校残叶之后，柏乐天还出过一个愈加完好的校本。李华德给这个新校本写过一篇谈论《读梵文本阿毗达磨集论》，载于《现代梵学》第1卷第12期（1951年8月15日）。谈论的原文置疑应该是英文，但在注销时没有说到译者的姓名。
图十六
图十七依据金克木1946年5月21日从印度致于道泉书（王尧编《普通而巨大的学者——于道泉》，河北教育出书社，2001年11月第1版，446-447页），知道他其时已决计回国，“拟六七月间起程，7月底从前可到沪”。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论》相片的时刻假如可信的话，可知他在1946年7月的某日还未动身。回国之后，因吴宓（1894-1978）的引荐，金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元月编印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录》，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教授中已列有金克木之名，到校年月为“卅五年八月”，即1946年8月，金时年三十五岁。这个到校时刻比《吴宓日记》所记的实践邀聘时刻1946年9月19日（《吴宓日记》第十册，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第1版，135页；《编年录》138页，脚注1）早了一个月。在《教职员录》中，金克木的阅历是这么写的：“印度鹿野苑及国际大学、孟买大学、加尔各答大学等地研讨，曾任国立湖南大学讲师，印度国际大学我国学院教授。”尽管大学、讲师、教授名头很多，但实质上是没有多少正派学历，更没有正规学位的。别的，从这个经历估测，金从鹿野苑和浦那回来加城后，或许在国际大学我国学院短期任过教。金克木回国后在印度学方面宣布的纯学术性文章，首要有《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梵语语法理论的底子问题》《〈吠檀多精华〉译述》《说“有分识”（Bhavānga）——古代印度人对“意识流”心思的探究》等，先后收入《印度文明论集》（我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83年10月第1版）、《梵佛探》（河北教育出书社，1996年5月第1版）和《梵竺庐集（丙）》（河北教育出书社，1998年5月第1版），以及未入集的《龙树〈迴诤论〉新译导语》。这些文章的宣布虽有先后，但却多是完稿于金克木在印的后期，尤其是1945年。
比方《〈吠檀多精华〉译注》便是于1945年6月完稿于加尔各答，题《吠檀多精华》分上下篇刊于《学原》杂志，上篇在第1卷第7期（1947年11月），下篇在第1卷第8期（1947年12月）。《说“有分识”——古代印度人对“意识流”心思的探究》完稿于1945年秋，题《说“有分识”（Bhavānga）》刊于《现代梵学》1963年第3期（1963年6月13日；我保藏有这期《现代梵学》的稿酬单，图十八），副标题是收入《印度文明论集》时新加的。《龙树〈迴诤论〉新译导语》于1945年11月完稿于浦那，1947年5月修正于珞珈山，分上中下三篇刊于1947年6月4日、6月18日和7月2日《大公报》上海版第9版“文史周刊”第30期、第31期（将“中”误印为“下”）和第32期，一起又分上下两篇刊于1947年6月27日和7月11日《大公报》天津版第6版“文史周刊”第32期和第33期。《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哲学研讨》1980年第7期）和《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言语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1版，211-280页），前者尾题“1979年据1945年稿改写”，后者尾题“1945年稿，1978年修订”，可见它们的主体部分应该也是在1945年写的。《梵语语法理论的底子问题》，题《印度文法理论的底子问题》（《编年录》152页将标题中的“底子”误为“根本”）分上中下刊于1948年5月15日和5月22日《申报》“文史周刊”第23期和第24期。此外，金克木翻译的温德尼茨（Moriz Winternitz, 1863-1937）的《印度文学和国际文学》（《外国文学研讨》1981年第2期），完稿于1946年（《〈印度文学和国际文学〉译文题记——兼谈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讨》1981年第2期），但没有说是不是在印度时翻译的。《印度文学史略导语》于1947年1月完稿于珞珈山，刊于1947年3月26日《大公报》上海版第9版“文史周刊”第22期，以及1947年4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第6版“文史周刊”第24期。
图十八回国之前，金克木本来还拟定过一些研讨方案，比方他在上述1945年5月21日致于道泉信中说：日内弟如获得《辨中边论颂》梵本残卷相片，若能够校刊时，并拟请先生协作，由藏文对勘作glossary。此书可有梵、藏、玄奘、真理四本对照，且在哲学上极为重要。弟意先为一本书作glossary，然后逐个扩大协作；先全用旧译，然后加以修正弥补。不知先生以为怎么？（《编年录》137页）
“梵文残卷相片”指的应该也是罗睺罗在西藏拍照的相片。《海潮音》第17卷第9号（1936年9月15日）刊布的《印度两尊者珍籍出书》，是我国国内较早介绍罗睺罗（桑克他耶纳）在西藏发现释教梵文写经的文章：
国际新闻社卡尔喀答[加尔各答]讯：声称“印度之康德”之达摩鸠帝（Dharmakirti[Dharmakīrti法称]）尊者，为印度黄金时代最才智哲学者之一，其写于贝叶上之梵文经论，于一千见[年]前，从印度输入西藏，与波[彼]齐名之般若卡罗求多（Pcajna Kadajupto[Prajñākaragupta智作护]）亦为一释教大思维家，最近婆罗门人探险者桑克他耶纳氏，在西藏从事探险，忽从一喇嘛寺中，发见达摩鸠帝，及般若卡啰[sic]求多两氏埋没已久之作品，与该婆罗门探险家协作之毕哈探险会久将此等珍籍译出，于该会之会报宣布，此婆罗门人探险之成功，使印度学术界大为满足云。
二十世纪四十时代中后期以及五十时代前期，由于中印联络的改进，法舫、王森（1912-1991）、张建木（张克强，1917-1989）、金克木、吴晓铃、周达夫、巫白慧等人都有机会在欧洲和印度的梵学专家“争校此批梵本”时最早获得“相片之冲刷及校正权”，“为千年来我国对国际梵学界榜初次之巨大奉献”（1946年9月8日《白慧法师上虚大师书》中语，参看《海潮音》第27卷第11期，1946年11月1日；此信说到国内能校这些梵本的有李华德以及“现在回国之金克木、吴晓铃二君”[吴于1946年深秋回国]）。可是像金克木方案的对勘《辩中边论颂》梵藏汉三译并修正词汇（glossary）这类作业，最终却都由于表里各种原因未能完结，或许只能完结很少的一部分。
四、以零说空并非金克木的创说
改开今后，金克木在《读书》等报刊宣布很多“学术散文”，内容广涉他的专业（印度学）和非专业，为他赢得盛名。不过，这些文章会有两类问题。榜首，当所谈不是他的专业时，在该专业的人士眼里，其引证往往有误，立论也欠紧密。比方《谈清诗》（《读书》1984年第9期）一文，专门研讨清诗的钟来因在读后就发现若干问题，并在其与钱锺书（1910-1998）的通讯中有所谈及（钟来因：《钱钟书致钟来因信八封注释》，《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钱锺书赞同他的观念：“来信指某教授文中错误，极是。此文装腔作势，欺唬后生，《读书》有《求疵录》一栏，你该写信去指出。”《编年录》223页脚注1引证了信中“装腔作势，欺唬后生”两句。钟来因后来公然给《求疵录》栏目投出短文《王次回不是清朝人》，但“编者来信云该文作者向我称谢，短文未注销”。钱锺书在后来的复信中谈论《读书》的处理方式为“办法老到，大约编者非如此不行，不然处处受阻”。
第二类问题是，就算所谈是他的专业，对触及客观常识之处，金文一般不加注释，尤其是联络原创性和学术专利的当地，也不做特别的阐明。这样一来，非专业的读者往往会误以为文中的某些现实或观念是他的发现或创见。举《〈心经〉现代一解》（《传统文明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为例，金在此文中对《心经》提出了他的“更合常识也更现代化，或许更简单懂些”的解说，此解首要体现在对数字“零”和佛法“空”的比较上。原文是这么说的：
印度古人有一项极大奉献常为人疏忽。他们创造晰记数法中的“零”。印度人的数字传给阿拉伯人，叫做“印度数码”，再传给欧洲人，称为阿拉伯数字。这个“零”的符号本来 仅仅一个点，指明这儿没稀有，但有一个数位，后来才改为一个圈。这个“零”字的印度原 文便是“空”字。“空”便是“零”。什么也没有，但的确存在，不行短少。“零”表明一 个去掉了内容的“空”位。（《编年录》272-273页）
我从前就注意到，有不少人以为，以数字“零”解说佛法“空”，是金的创见。其实，金仅仅在引证前人的成说罢了。比方吕澂在《印度梵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书社，1979年10月第1版）的第三讲榜首节里早就这么说过：
《兜沙经》的十数目字的发生，还反映大乘思维呈现的社会条件与阶层本源。印度对外交易一贯兴旺，贵霜王朝从西北印同西方交涉，使得这种对外交易，到一世纪，分外活泼，而案达罗王朝一致印度后，在这一根底上又前进了一步。由于交易兴旺，核算办法就要求前进，因而引起了数学的开展。在此之前，印度核算进位办法无必定规矩，一般是用七进位法，例如，讲到“极微”展转积成粗重时，即以七进法算出的。到了这一时期，则改用了十进法，还规则出十法数字符号。从前核算到十数时空位加一点，用“·”表明；这时创造晰“〇”，用“〇”替代了。“〇”名“舜若”（空），仍是空，不过也等于一个数字。这种改变，今日看来，不值一说，但其时却是一个大的创造。它经过交易，经波斯、阿拉伯传到西欧，开展成为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咱们从《兜沙经》里看到以十法为等级，便是反映了科学上的这一前进。这也阐明大乘的发生与商业开展是有联络的。一起也可确认《兜沙经》的写作时刻，不能早于公元一世纪。至于“〇”也代表一个数字，与大乘以为空也有用途的思维，有必定的联络。（91页）
比较上面两段引文中加下划线的部分，就能看出金《解》和吕《讲》说的实是同一件事。当然，以零解空也不是吕澂的创说，在他之前早就有其他学者说过，能够说现已成为一个学术常识。
相似的比方还有。比方真理译《金七十论》在榜首偈的注释中引证过这么一段话：“四皮陀中说言：我昔饮须摩味故成不死，得入光天，识见诸天，是苦怨者于我复何所作，死者于我复何所能？”金克木在《吠陀诗句的古代汉译》（初刊于1957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后收入《印度文明论集》等书）中指出，这儿引证的《吠陀》（《皮陀》）经文实是译自《梨俱吠陀》第八卷中第四十八首诗的第三节。金文并没有说这一点是他发现的，所以简单引起误解。其实早在金文宣布的五十多年前，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o，1866-1945）就现已在其《金七十论》法语译注中指出过这一点（《汉译对校〈数论颂〉研讨》[“La Sāṃkhyakārikā étudiée à la lumière de sa version chinoise”]，初篇[I]，《远东法国校园校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4卷第1-2号，1904年1月-6月，第9页；续篇[II]，同刊第4卷第4号，1904年10月-12月，980页，脚注5）。我想，假如金知道高楠的作业，那么他这篇文章要么得注出高楠的姓名，要么爽性能够不写。
五、金克木正式带过的仅有的硕士研讨生
1978年，我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南亚研讨所（简称南亚所，所址在北大），季羡林任所长，金克木也随之成为该所的教授。南亚地点建立初期招收过一批印度学专业的研讨生，季羡林带的有段晴（1953-2022；78级研讨生）、王邦维（1950-；79级）和葛维钧（1942-；79级）等，金克木带的有胡海燕（1954-；78级）。胡海燕于1973年到1977年在重庆学德国言语文学，1978年到1982年在南亚所攻读印度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是金克木正式带过的仅有的硕士研讨生。
《编年录》说到胡海燕的当地只要一处，见于所引《艺术科学丛谈》（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第1版）的跋文：“《科学研讨常识四讲》和谈民俗学、人类学、语义学几篇原是一九八一年我对其时仍是北京大学研讨生的胡海燕同志的说话录音。一九八四年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潘乃穆同志任劳任怨据录音记下来，作为资料油印招供参看。因而，口气和其他篇有些不同。其他篇都是一九八四年写的。油印资料中有些部分经《文史常识》修正同志摘出，曾在该刊一九八四年宣布。”（《编年录》221页）最早的油印本未见，《文史常识》摘发的文章指《科研论文写作的根本要求》（1984年第10期）和《什么叫民俗学》（1984年第12期）。
我在孔网从前拍到胡海燕的《北京大学研讨生成果表》，封面填有：
姓 名：胡海燕
系 别：南亚所
专 业：印度学
研讨方向：印度文明
导 师：金克木
学习期限：自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
表内还夹有金克木写的一篇成果评语（似非金自己之字，用南亚所信笺；图十九）：
胡海燕于1978年经过研讨生考试进入南亚研讨所。在这段时刻中，她学习了有关印度古代文明的一系列课程，还学习了德文、梵文、英文、日文和法文。
胡海燕对O. Böhtligk的《印度格言》一书中的7600条格言进行了具体的分类整理。但由于编撰硕士论文《金刚经剖析》上述作业没有完结。
胡海燕对印度古代的神话、诗篇、格言以及古代文字抱有稠密的爱好。她对待研讨作业十分仔细细致，因而她已在印度学研讨方面打下必定根底。
我信任胡海燕必定能在这一范畴获得成果。
北京大学正教授
金克木
图十九O. Böhtlingk（评语中误写成Böhtligk）即十九世纪德裔俄籍印度学家、东方言语学家冯·伯特林克（Otto von Böhtlingk, 1815-1904），《印度格言》指其所编Indische Sprüche（三卷，梵德对照，1863-1865年圣彼得堡初版，1870-1873年圣彼得堡再版）一书。《金克木文集》第七卷前相片中的“作者手稿”左边所抄“诗镜德译”，是冯·伯特林克的另一部作品《檀丁之诗学[诗镜]》（Daṇḍin’s Poetik[Kāvyādarça], Leipzig: Verlag von H. Haessel, 1890）。此书是檀丁《诗镜》一书梵语本来和德语译注的合刊。金在上引《读〈我国古代文学英华〉》里说到过一本“外国也有”的“只印白文”的“古文教材”，“十九世纪德国人编的《梵文文选》”：
这书初刊本和修订本盛行多年，外国人所读印度古文根底大致不出其规模。这选本和印度人自用的选本不相同。印度人以为崇高而困难的，一般不选的《吠陀》，它选了不少；印度人以为顶峰的排比富丽的诗文，它简直未选；印度人只作为哲学入门书的，它全文选入还附了译文。
这本《梵文文选》指的是冯·伯特林克所编Sanskrit-Chrestomathie（1845年圣彼得堡初版，1877年圣彼得堡再版，1909年Richard Garbe[1857-1927]修订莱比锡三版）。
胡海燕对《印度格言》中所收格言进行的分类整理作业，因编撰硕士论文而未能完结。当年的研讨生学制是三年，这便是说1978年10月入学的胡海燕必须在1981年10月之前结业。可是，她这张《研讨生成果表》封面上写的最终学习期限却是1982年7月。也便是说，她多读了一年。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孔网从前参拍过一页南亚所于1981年11月致北大研讨生办公室（北大研办）的信（打字本，打在南亚所信笺上；网址：https://www.kongfz.cn/48540691；2022年11月6日读取），其内容正好答复了胡海燕的学习期限问题：
北大研办：
我所78届印度古代文学专业研讨生胡海燕同志，本应在1981年结业。但其所学专业需用梵文，别的，她的结业论文也与梵文有关。为此，咱们已决议延伸一年，此事已向校园陈述，并经赞同存案。
最近，西德学术交流处（DAAD）已赞同给我所一名留学生名额，但规则必须在本年十一月底从前向德国驻华使馆请求存案。现在，我国梵文人材很少，为了添补这方面的缺乏，一再研讨，拟派胡海燕同学去德国留学，并按西德学术交流处的规则向德国驻华使馆存案。
当否，请批示！
南亚研讨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我在孔网还拍到一封德国哥廷根大学印度学教授贝歇尔特（Heinz Bechert, 1932-）于1981年10月26日写给季羡林的德语信。信的正文为打字本，信末有贝歇尔特签名，总共两页，并附有汉语译文。信中说到：“假如胡海燕期望于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冬天学期来德国的话，这一手续应该赶快处理。由于交流处下一年一月份就要开会评选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的大学奖学金请求。因而，您方的请求资料应该在十一月份就交到德国大使馆，或最迟不超越十二月初。”看来南亚所造成的北大研讨生办公室信里提出的拟派胡海燕赴德留学，须在1981年11月底之前按西德学术交流处规则向德国驻华使馆存案一事，正是季羡林在收到贝歇尔特来信后做出的敏捷回应。胡海燕后来于1982年到1987年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印度学并得到博士学位。
金克木评语里说到的胡海燕硕士论文《金刚经剖析》，全名是《金刚经梵本及汉译开端剖析》。胡海燕于1982年现已去哥廷根留学，却不知为何硕士论文的辩论在1983年才举办，辩论的掌管人是季羡林，参加者有徐梵澄（1909-2000）、巫白慧、黄心川（1928-2021）、童玮以及金克木（见下文的金克木《〈汉梵对勘金刚经〉小引》，1983或许是笔误）。我没看过这篇硕士论文的全文，但曾在孔网购得该文第二部分“梵汉对勘”中的《〈金刚经〉汉梵对照词语表》打字油印本一册（二十四页，图二十，图二十一）和《〈金刚经〉梵汉对照词语表》打字油印本两册（二十五页，图二十二）。在硕士论文的根底上，胡海燕后来写出《汉梵对勘金刚经》一书。金克木曾为此书作《〈汉梵对勘金刚经〉小引》，登在《南亚研讨》（季刊）1985年第2辑（1985年6月）。从这篇导语能够知道，胡书将由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但不知为何后来却没能问世。在《南亚研讨》1985年第2辑和第3辑（1985年9月）上，胡海燕接连宣布过《关于〈金刚经〉梵本及汉译对勘的几个问题》的（一）和（二），正是她硕士论文榜首部分《导语》和第二部分中《〈金刚经〉梵汉对勘本序》的部分内容。
图二十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附记：谨以此文留念亡友郑国栋（1969-2022），他是金克木的学生王邦维和黄宝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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